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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舰、山东舰周末重磅更新“工作动态” 狠狠期待住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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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舰、山东舰周末重磅更新“工作动态” 狠狠期待住了

福建舰、山东舰周末重磅更新“工作动态” 狠狠期待住了

翱翔在祖国领空的歼10飞机。(沈玲摄)

全世界能独立设计、制造战斗机的(de)国家(guójiā)寥寥无几。1998年3月23日,歼10在成都首飞,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历经50余年,铸就(zhùjiù)的“工业王冠”。

它的横空出世,将共和国拓路苍穹的历史分成(fēnchéng)了两段:一段是仿制,改进,尝试研制;一段则是自行设计(zìxíngshèjì),现代化的自主研制。

不知不觉中,歼10已(yǐ)走过20多年。2006年,它成建制装备部队(bùduì),让整个世界见识了东方猛龙的利爪;2008年珠海航展、2009年国庆阅兵,世人终于(zhōngyú)看清了它的面容,大三角翼的鸭式(yāshì)布局,如一柄出鞘利剑。

那些曾是(shì)“机密”的故事,也慢慢解密:从胶片上的设计图,变成“十号工程”,再(zài)到“歼10”大家族,历时38年(nián)……前18年数次面临“下马”,而后(érhòu)又“起死回生”,最终实现首飞;后20年,是不断试飞突破,不断改进成长的20年。

歼10的降生(jiàngshēng),源于一个建议。

1981年年底,时任(shírèn)国防科工委副主任(zhǔrèn)的邹家华向邓小平同志建议,开始搞新一代歼击机,预计初期投资约5亿元。邓小平批示(pīshì):“新歼项目较为重要,前期投资5亿左右,目前花钱也不多,拟同意。”

一般来说,国外搞一个新机型,没有100亿美元拿不(bù)下来,而新歼的(de)前期经费仅5亿元,以今天的眼光看,实在(shízài)太少。但在1981年,这可是惊人的数字。要知道,改革开放后,邓小平一再提出“军队要忍耐”,以经济建设大局为重(wèizhòng)。在军费压缩的当口,为什么还要拿出5亿元搞新一代歼击机(jiānjījī)呢?

“中国停下来,世界却在飞。”刘亚洲上将曾这样描述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空军(kōngjūn)。十年浩劫后,清点家底,空军装备实在惨得(cǎndé)可怜。虽说我军拥有数以千计的歼6,但这种(zhèzhǒng)一代(yídài)战机,只有防守之功,并无还手之力。

脱胎于米格(mǐgé)21的第二代战机歼(jiān)7,1966年研制成功,刚开工就赶上“文革”,“文革”后空军装备(zhuāngbèi)的歼7和歼7Ⅰ总共不过几十架。

中国也曾下大力气研究高空高速的歼8,并于1969年7月(yuè)首飞成功。然而,从(cóng)首飞到设计定型用了(le)10年。等到歼8达到实用化阶段时,美军的作战飞机早已转向了低空、高速、突防,歼8又落后了。以美国F16、法国“幻影”2000、苏联苏27为代表的主战(zhǔzhàn)装备(zhuāngbèi)已发展到第三代甚至第四代。

1982年,空军到法国考察“幻影”2000,葛文墉将军亲自试飞后,显然大受刺激,他撂下话说:“如果(rúguǒ)将来和他们的飞机对抗,除非是人家犯了(le)错误(cuòwù),否则我们绝对不可能把他们打下来。”

葛文墉回国后还特地给飞机设计师们讲课,他说:“我们现在飞远航,飞行员(fēixíngyuán)必须把(bǎ)地图放在膝盖上,按速度表的读数(dúshù)和时钟记的时间估算里程,按罗盘(luópán)在地图上定出当时的位置,而‘幻影’2000则已经(yǐjīng)计算机化了。它有平显,飞行员只要将指示标识对准地面目标,就飞到了,用不着飞行员去心算,这样又快又准。”

如今寻常的(de)导航系统,在当时对那些研究飞机的设计师们,竟也是闻所未闻的新玩意儿。显然,我们(wǒmen)早被人家远远抛在后面。

更紧迫的是(shì),上世纪80年代初,世界局部战争烽烟四起,战争形态也在发生变化(fāshēngbiànhuà)。

1981年,以色列空军(yǐsèlièkōngjūn)14架飞机编队,摧毁了伊拉克的塔穆兹核反应堆,之后全部安全返航(fǎnháng),全程2000余公里。

空军指挥学院训练部副部长王明亮(míngliàng)总结说,“80年代(niándài),一系列局部战争有几个鲜明的特征(tèzhēng)。一是空中力量起主导作用(zhǔdǎozuòyòng),二是空中力量的主要作用是进攻,三是已经开始出现信息化战争的苗头,开始使用精确制导武器。”

如何应对这些变化?邓小平提出“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,要取得制空权。否则(fǒuzé),什么仗(zhàng)都打不下来”。这是把空军摆到了军队现代化建设(jiànshè)的首要地位。

空军现代化,买新机无疑是(shì)最快捷的方式。为了(le)买不买“幻影”,空军曾组织专家研讨了一个月。最后一算账,部队的采购费用,只够买24架空机,要使用,不但要买飞机,还有地面维护、武器弹药等配套(pèitào)也要买,总共得花几百亿(jǐbǎiyì)。

中美建交后的蜜月期,中美还曾想合作改造(gǎizào)歼8,美方同意提供(tígōng)低端发动机和雷达,不过后来因为美国公司反悔,只能作罢。

战斗机因其对抗属性,只能搞自主研发。中国航空工业重新制定了“更新一代、研制一代、预研一代”的发展(fāzhǎn)方针,即用歼(jiān)7、歼8替代(tìdài)老式(lǎoshì)战机歼6;加速研制歼7、歼8的后继改进型战机;预研能够满足2000年前后空、海军作战需要的先进战机。

新歼研制拉开序幕,但它要达到什么技术指标,才能与(yǔ)2000年(nián)世界先进飞机抗衡?什么样(shénmeyàng)的方案才能既符合中国国情,又适应现代战争需要?一切还有待研究。

1982年2月,第一次新歼(xīnjiān)方案论证会在京召开,有关领导和航空界(hángkōngjiè)专家141人参加。会上(huìshàng)提出新型歼击机(jiānjījī)的空战能力要优于现有的歼8Ⅱ以及苏联当时的米格23歼击机,争取性能接近美制F16战斗机。

为此,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(yánjiūsuǒ)(601所)和南昌的洪都650所,挑灯夜战,不到一个月就拿出了(le)两个设计方案。

沈阳601所的(de)方案,是(shì)在歼13基础上重生的边条翼布局战斗机。歼8首飞后,空军对其性能并不满意,根据越南战争中的教训,尤其(yóuqí)希望改进空战格斗性能。因此,歼13的研究目标是一款类似于早期(zǎoqī)F16的格斗战斗机。在空军,歼13被命名为“2号任务”,可见(kějiàn)其重要性。

南昌所的方案是以强6为基础的衍生改进款。由于强6固有的结构复杂,重量(zhòngliàng)大,可靠性差,所以从一开始,这一方案就不被人(rén)看好。

总共只有两个方案(fāngàn),而强6衍生方案又是来打酱油的,这样一来,601所的方案,几乎被(bèi)内定为胜出方案。

这也在情理之中,苏联专家撤走以后,国防部集中(jízhōng)所有的战斗机设计(shèjì)力量,在沈阳组建(zǔjiàn)了601所。在飞机设计领域,601所是名副其实的“共和国长子”。

至此,新歼与宋文骢(后来的歼10总设计师)和(hé)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(611所)还没有任何关系(guānxì),他们甚至连参与竞标的机会都没有。航空部只是临时通知(tōngzhī)他们,来4个人到北京参加评审会,帮兄弟单位“参谋、完善(wánshàn)”。

当时611所(suǒ),刚刚经历了(le)歼9项目的惨败;总设计师宋文骢(sòngwéncōng)还在贵州做歼7Ⅲ的技术交底工作。接到通知后,宋文骢匆匆赶往北京,不过他留了一个心眼,让同事把研究歼9时的鸭式方案资料也带上。

宋文骢

让宋文骢措手不及的是,预备会后,时任航空部军机局副局长的王若松突然到房间找到宋文骢,开口就问611所(suǒ)是不是也有可供参考的方案?并要求他在评审会上(huìshàng)做一个汇报(huìbào)。

由于事先(shìxiān)毫无准备(háowúzhǔnbèi),611所手头连个模型都没有。他们只得去隔壁(gébì)房间临时借了几张透明胶片和绘图工具,又熬个通宵,把一些重要图形、曲线和参数画在胶片上。

601所来了(le)30余人,准备充分,第二天一整天都(dōu)由他们占据(zhànjù)演讲台。因为是临时安排,王副局长只为611所在日程表之外争取到了15分钟。

第三天,在兄弟单位汇报的间隙,宋文骢抓住机会,从未来战争怎么打讲起,又话锋一转,提出应对超视距空战,战机应该具备的基本技战术指标,而(ér)(ér)要实现这些指标,新歼所应具备的性能,比如要有(yǒu)(yǒu)中距拦射,要有电子对抗等等,而这刚好击中了歼13的软肋。

歼13总体布局参考F16,但在雷达、发动机、导弹、电子设备等子系统(zixìtǒng)上比F16逊色,它想赶上F16,但没有超越的(de)野心。

反观611所的方案(fāngàn),采用鸭式布局(bùjú),当时世界上除了瑞典的SAAB37,还没有第二家搞这方面研究(yánjiū),可说是(kěshuōshì)超越F16的“三代半”布局;更加大胆的是,采用当时在国内还属于空白的静不稳定设计,虽然招致质疑,但军队对这种时髦的方案更加青睐。

用营销学的(de)观点看,601所(suǒ)的方案是在迎合空军的需要,而611所的方案,是通过研究未来战争,为空军创造了需要。

为什么宋文骢不但了解飞机,还了解空战?原来,早在抗美援朝期间,他就作为修飞机的(de)机械师参加了空军,因为对空战有着(yǒuzhe)更为感性和直观的认识,他在研究气动布局时,总会考虑(kǎolǜ)到空军的战术战略。

本来已经一边倒内定的(de)方案,开始出现变数。

此后(cǐhòu),坊间都传说是宋文骢用15分钟的论证拿下了项目,不过,歼10项目行政副总指挥晏翔在(zài)数十年后对此作了澄清:“这个说法似乎(sìhū)简单了一些。这15分钟的方案介绍是凝聚了这个团队长期工作的结晶,他们很早就为这个方案做准备,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有(yǒu)了整个(zhěnggè)设计方案的介绍。”

与其说(yǔqíshuō)这次15分钟的汇报是临阵磨枪(línzhènmóqiāng),不如说这是歼9研究15年的总结。

歼9项目,是和歼8一起,在1965年作为(zuòwéi)歼7的后续机型被提出来的。出于控制(kòngzhì)风险(fēngxiǎn)的考虑,技术保守的歼8方案被作为主攻方案重点保障,并在1971年很快上天。而(ér)歼9项目,因为要求太高,在601所并不受重视。

1970年,中国大搞(gǎo)“三线建设”,601所成立成都分所,把研制歼9的(de)小组(xiǎozǔ)直接调去了成都。这个601成都分所,就是后来的611所,当时的任务,就是继续研发歼9。

宋文骢本是601所培养起来的中国第一代本土飞机设计师,但“文革”期间(qījiān)也只能种种菜。起初,转移到成都名单并没有他,但他割舍不下自己钻研了(le)数年的歼9项目,就和妻子买来木板,自己装箱,踏上了转移之路。让人啼笑皆非的是,由于太过(tàiguò)边缘,宋文骢决定随大队出发(chūfā)的事(shì),既没有人同意,也没有人反对。

在(zài)成都,歼9项目5次更改设计指标,项目5次上马6次下马,各种设计方案更是无以计数。由于项目在1980年(nián)终止投资,几乎把611所推到(tuīdào)散伙的边缘。

正所谓祸福相依,为了(wèile)满足军方极高的(de)(de)技术指标,设计人员采用了当时在国际飞机设计中少有先例的“无尾+前翼”布局,也就是后来的鸭式布局。而在歼9的反复折腾中,611所把鸭翼与(yǔ)主翼的匹配方案都做了个遍(biàn),风洞实验进行了上万次,这种对鸭式布局的深刻理解,在世界范围来说,也是首屈一指的。

失败的歼9,使得宋文骢在(zài)这次评审(píngshěn)会上,拿出了可以(kěyǐ)信服的理论依据和试验数据。会议决定,暂不确定方案,601所和611所各自完善方案,两个月后再议。

4月,第二次选型会(huì)如期召开。宋文骢这回有备而来,为了(le)使鸭式布局更有说服力,他亲自用有机玻璃制作(zhìzuò)了一个飞机模型。可这模型实在太小,下面的同志根本看不清。他灵机一动,把模型拿到幻灯机前,在幕布上投出一个巨大的投影,就(jiù)像(xiàng)新一代战机穿梭在云海里一般。

经过5天激辩,空军、海军和总参都投了611所(suǒ)的票(piào),认为鸭式布局更先进。而部分航空专家则担心静不稳定设计风险过大,从而转为支持601所的方案。第二次会议(huìyì)依然悬而未决。

部分(bùfèn)专家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,静不稳定设计可以带来优良机动性,同时却(què)给飞机控制带来极大的挑战。同期的美苏战斗机最多仅把静稳定性放宽至零,而我们却要达到负数,这的确让人捏(niē)着一把汗。

为了用数据说话,宋文骢(sòngwéncōng)团队硬是把(bǎ)三年要做的试验,用一年完成了,先后完成了3期的高低速风洞试验、流谱观测试验。歼10的总体气动布局,就是在那时候打下(dǎxià)的基础,包括复合扭转(niǔzhuǎn)机翼的理论计算和工程化,都是这个阶段完成的。

1984年大阅兵中,歼8由于技术问题,没能飞天安门,时任国防部部长(bùzhǎng)的张爱萍将军气头上说(shuō)“沈飞(shěnfēi)别搞其他的了,把歼8弄好就行了”。

同年,军方表态:希望发展有潜力的(de)飞机。可是(kěshì)这款大跨越的新型战机真能设计出来吗?上级把宋文骢(sòngwéncōng)等人找去,问:“你们敢不敢立(lì)军令状?”宋文骢不假思索地接过纸和笔,又递给他的副手谢品,“你的字比我好,你来写”。

一份斩钉截铁的军令状,催生了直冲霄汉(xiāohàn)的中国第一款第三代战斗机,项目代号“十号工程”。这项工程如此机密,以至于(yǐzhìyú)宋文骢跟弟弟都绝口不谈(bùtán)。弟弟在他家(tājiā)看到几本医学书籍,还以为哥哥改行当了牙医。

歼10空中加油。(沈玲摄)

1986年(nián),歼10项目上马,宋文骢被任命为总设计师。正如有机玻璃投影(tóuyǐng)出的身影一样,十号虽然美好,但却有些缥缈。

一架战斗机的设计,集成了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精华,而歼10的研制在当时是航空领域规模(guīmó)最大、技术难度最高、协作面最广的复杂(fùzá)系统工程,需要涉及空气动力、电子信息、材料冶金、机械制造等(děng)14个部委(bùwěi)、100多家单位、数十万人直接参与。

搞一架飞机(fēijī),就像指挥一个大军团作战。摆在宋文骢面前最(zuì)现实的问题,是如何把(bǎ)各军工单位聚拢到歼10这面大旗下?为此,他做了一件在当时备受非议的事,就是对苏式军工科研体制进行了改革:

一是建立总设计师(shèjìshī)系统(xìtǒng)。系统分为三级:第一级为型号总设计师;第二级为系统总设计师;第三级为飞机一次配套(pèitào)新产品的总设计师、主任(主管)设计师。这是把参与研制的不同行业、部门的设计师都纳入系统管理(xìtǒngguǎnlǐ)。

二是建立技术经济负责制。每一项成品必须坚持先有原理性试验(shìyàn)(shìyàn)、单个(dāngè)成品试验,再到地面系统试验、机上试验和飞行试验的做法,成品不合格,就不给钱。

三是推广应用计划评审技术。严格(yángé)型号研制程序,编制各级网络图,从方案(fāngàn)论证、初步设计、到发设计图和制造、总装几个阶段,每个阶段都必须进行评审,通过评审才能进入下(xià)一个阶段。

四是组织重大技术攻关,对直接影响整个飞机研制进程(jìnchéng)的技术问题,由总(zǒng)设计师系统组织攻关。

五是(wǔshì)坚持全过程质量管理。

上述措施,都是针对当时科研体制的弊病提出来的。以前的航空科研体系,虽说也有总设计师,但(dàn)配套分系统的研制单位,和主机(zhǔjī)所一样属于航空部下属单位,大家平级(píngjí)。没有(méiyǒu)明确的上下级隶属关系,结果往往就是扯皮,扯来扯去直到型号完蛋了事。

宋文骢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,等于把(bǎ)全国几百个参加研制的厂所,数十万科研人员和工人,都紧紧捆绑到歼10这架飞机(jiàfēijī)上了。

作为总师,没有强有力的手段作保障,如何能够统筹、指挥整个工程的推进呢(ne)?又如何保证相关子系统的研制进度(jìndù)和质量呢?正是这套成功的项目管理,换来了十号(shíhào)工程的进度和质量。

触动利益的改革,引来冷嘲热讽也不稀奇。有人这样问宋文骢:“宋总啊,搞一个(yígè)型号(xínghào)飞机少则10年8年,多则10年20年,你(nǐ)今年(jīnnián)已经50多岁了,年龄不饶人啊,这架飞机在你手里最终能设计定型吗?”

宋文骢的回答很有水平,“我老宋还能活多少年,这架飞机能不能在(zài)我手里定型,我说了(le)不算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,通过这架飞机的研制,中国一大批(yīdàpī)现代飞机设计研制的人才肯定会成长起来,我们只要为他们铺好了路,到时候我老宋在不在没关系,自然会有比我宋文骢更(gèng)高明的人来(rénlái)接着干。”

正是通过型号(xínghào)设计师队伍的(de)组建,又经过歼(jiān)10的实战磨砺,一批年轻设计师成长起来,成了我国航空工业最宝贵的财富。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就是宋文骢的弟子,接班时他和宋文骢相差33岁。

按照国际上不成文的惯例,一架飞机上研制的新(xīn)产品绝对不能超过30%。超过30%,飞机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。而(ér)歼10研发过程中采用非常多(duō)的新设计、新技术(jìshù)、新工艺,就连原材料、元器件都要上一个陡峭的台阶。有人(yǒurén)断言,“歼10的新产品率超过60%,这在航空史上肯定要失败的。”

冒险,其实是无奈之举。我国几十年来基本以(yǐ)仿制别人(biérén)的(de)飞机为主,总是照猫画虎,航空技术储备少,工业基础差。另外,歼10飞机是个跨代的型号,技术指标要求高。说白了(shuōbáile),新的机体、新的发动机、新的航电(hángdiàn)、新的控制系统,新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技术,什么都是新的!

这些难题如何突破(tūpò)?靠别人还是靠自己(zìjǐ)?时常要面临天人交战的抉择。

比如,歼10对于数控加工水平(jiāgōngshuǐpíng)要求极高,尤其起落架部分,是设计(shèjì)中的一块硬骨头。为了项目的快速推进,和国外合作被纳入了考虑(kǎolǜ)之中。

然而谈判却陷入了(le)僵局。外国专家高傲地表示:“你们的(de)技术不行(bùxíng),你们的方案不行,你们的人员不行。这样的起落架你们是搞不出来的!你们肯定干不了(gànbùliǎo)的,等你们干不了的时候,随时可以再来找我们。但那时的价钱我们只能再协商了。”

265万美元的(de)评审费,1100万美元的设计费,换来的仅仅是一个(yígè)起落架,到底干不干?宋文骢说(shuō),即使有这笔钱,也不能这样打水漂。他一直深深记得:1960年苏联专家走了,112厂试飞车间里,不论是装好还是没装好的飞机(fēijī),都成了钢铁垃圾,只能可怜兮兮地躺在(zài)厂房的角落里。

啃别人的冷馒头,只能(zhǐnéng)是乞丐。”他告诉负责起落架的同志们:“不要等(děng),不要靠,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我们,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让歼10飞机的起落架流着我们自己的血液。”此后,200多次的试验,轮胎烧穿了(le)一个又一个,巨大的“咣当”声(shēng)听(tīng)了一次又一次,起落架终于可以承担起了整个飞机的重量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(chū),中国着手引进苏27、苏30等第三代(dìsāndài)战斗机,空军从训练和装备开始向信息化、现代化军队的(de)转型。这本是好事,却给歼10带来了最大的危机。

苏27引进后,有高层领导(gāocénglǐngdǎo)提出(tíchū),歼10别再搞了,还不如拿研发的钱买飞机,或者再走一遍引进、仿制、改进的道路,能快速形成(xíngchéng)空军急需的战斗力、快速获得三代战斗机新技术,省钱、省时、省力,对部队和(hé)军工行业都是更好的选择。

时任军委(jūnwěi)副主席刘华清问宋文骢:“老宋,歼(jiān)10和苏27有何不同啊?”

宋文骢进行了详细说明(shuōmíng)和对比,主张两架飞机(fēijī)各有所长,在作战中互相配合,都是(shì)解放军所需要的。最终刘华清拍板,“外国飞机再好,也是别人家孩子,歼10搞出来,才是自家孩子有出息”。

压力(yālì),不只是来自国外,还来自经费。

上(shàng)世纪80年代末,社会(shèhuì)上流行着“搞(gǎo)原子弹的不如(bùrú)卖茶叶蛋的”段子(duànzi),很多军工企业转型,本来制造飞机的,竟然去制造塑胶手套、饭盒。当时,宋文骢的工资也只有1000元,是广州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。由于经费得不到保障,歼10的研制已经在借钱运行了。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光了解到这些情况后,无可奈何的给(gěi)了两个字,对内叫“熬”,对外叫“拖”。

“你们这是5分钱想(xiǎng)上长城,连车票钱都没有。”眼看初步设计完成了,却没法发图;眼看青年人下海了,出国了。宋总(zǒng)拿着他的有机玻璃模型(móxíng),不淡定了。

或许(huòxǔ)是受了立项(lìxiàng)时的(de)启迪,他决定把模型放大,先把全尺寸(chǐcùn)样机搞出来。毕竟,百闻不如一见,全尺寸样机可以让试飞员体验操纵,让设计师印证自己的设计和工艺,也能够给人们一个最直观的印象。最重要的是,全尺寸样机可以利用有限(yǒuxiàn)的研发经费,展示出阶段成果,鼓舞大家的士气。

歼10全尺寸样机装配过程中。

虽然(suīrán)不能飞上天(shàngtiān),但该有(yǒu)的一样不少:515个部件,1000多条导管,30余公里的电缆,1991年8月27日,经过了27个昼夜的拼搏,他们终于让这架银色的飞机出现在人们面前。

就在这一年,海湾战争爆发了。惨烈的(de)画面和意外的结局,给军委领导极大的震动——别说小米加步枪,就是大炮加导弹的时代都(dōu)结束了,取而代之的是飞机(fēijī)加导弹,甚至电子和信息化的时代。

得知歼10的金属样机已经完成,中央和军队的各路领导(lǐngdǎo)都到成都参观,江泽民同志定调说“新歼是个宝,在某种情况下比(xiàbǐ)原子弹(yuánzǐdàn)都重要”,从此飞机研制踏入正常轨道。

全世界能(néng)独立设计、制造战斗机的国家(guójiā)寥寥无几。如果说战斗机是工业体系的王冠,那航空发动机就是一个国家工业王冠上的宝石。

自主研发的涡喷15发动机迟迟难以出炉,一直是歼(jiān)10最大的难题。90年代初期,空军(kōngjūn)引进第一批苏27时,还多买了一些AL-31发动机。刘华清将军亲自拍桌子决定,给(gěi)歼10换新(huànxīn)发动机,要不然上天没日子!

然而,牵一发而动全身,更何况(gènghékuàng)是心脏。换发动机后,整架飞机的管线布局都(dōu)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动,几乎等于推倒重来。

1997年6月2日,新歼01机在132厂完成了总装交付(jiāofù)。此时距离宋文骢的那个制作胶片的夜晚,已经过去了15年。总算是曙光初现,“十号”即将从发动机试车,到地面(dìmiàn)高速(gāosù)滑行,并最终首飞。

谁能想到,接连两次,发动机开车试验(shìyàn)失败,叶片出现大规模损坏,引进的发动机甚至濒临报废,整个工程(gōngchéng)再一次阴云笼罩。

虽然说美国的(de)F22试车时,发动机也打坏了两台。但和美国比起来,我们哪有那么多的发动机来进行试验?已经戒烟(jièyān)多年的宋文骢,狠狠地抽了几口(jǐkǒu)烟,望着(zhe)满眼泪水,却依然紧紧咬住嘴唇的员工,只说了一句,“让大家吃饭去吧”。

咽下苦涩的眼泪,他们进行了(le)从头到尾的排查、封堵。待发动机再次(zàicì)转动时,终于有了龙吟般的轰鸣,战鹰的心脏终于能正常跳动了。

1998年3月12日,距预计的首飞还有短短的十几个小时,红毯(hóngtǎn)已经铺(pù)好,领导的专机也即将到来。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,机械员张凤贵发现,发动机运转时,机身漏下了不易察觉的三滴油(dīyóu)。

地面漏油可能不意味着什么,但要是(yàoshì)出现在空中,燃油稍有泄漏,就可能遇上电火花,说不定会导致整架飞机瞬间爆炸解体(jiětǐ)。

“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(yígè)微小的疑点,不弄清这三滴油的来源,绝对不能让我们的飞机带着问题(wèntí)上天(shàngtiān)!”关键时刻,大家(dàjiā)重新冷静下来,最终发现,由于俄方改装发动机的时侯,有8个密封处没有进行封堵,导致了发动机漏油。

10天后,歼10再度站(zhàn)在停机坪上,可惜天公又(yòu)不作美,阴霾(yīnmái)笼罩着机场。从上午9点一直等到下午4点,气候条件勉强达到首飞要求。

指挥员把试飞员(shìfēiyuán)雷强拉到一边:“雷子,能不能(bùnéng)飞?”历经上百次重大险情,一路从(cóng)雷阵里走出来的(de)雷强,沉默片刻:从最初24人试飞小组成员,到5人首席试飞团队,再到今天确定由自己首飞,13年的苦练,不就是为了这一飞吗?他坚定地说:飞!

陪同他(tā)的大队政委(zhèngwěi),看到(kàndào)雷强血脉贲张,像喝多了酒一样,一把抓过他的手,脉搏竟然跳到152!跨进(kuàjìn)座舱,雷强一扭头,发现试飞局局长脸上挂满了泪水。从事试飞17年,这还是头一回有人在他飞行前掉泪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,一股悲壮气氛弥漫着整个(zhěnggè)机场,萦绕在每个人心头。

和传统飞机不同,歼10采取了静(jìng)不稳定(wěndìng)设计。静稳定飞机和静不稳定飞机好比三轮车(sānlúnchē)和自行车,前者好控制,但不灵活;后者机动性好,但对飞控系统依赖性强,一旦飞控出了差错,人为无法操纵。国外首飞(shǒufēi)电传飞控飞机,通行的做法是加载重量(zàizhòngliàng),使其变成传统的静稳定飞机,待试飞员完全熟练后再改回来。

航空专家傅前哨告诉北京日报记者,首飞前,他最担心的就是静不稳定设计,还曾写信给空军,希望采用过渡方案,因为飞机研究史上,电传飞机试飞(shìfēi)没有不摔(shuāi)的。他哪里知道(zhīdào),最难的电传飞控系统,是杨伟这个15岁上大学,21岁就研究生(yánjiūshēng)毕业的天才在把关,之前最为众人担心的部分,却成了歼10最为出彩(chūcǎi)的地方。

“今天,就是缺胳膊断腿,我雷强也一定要把飞机(fēijī)给弄回来!”关闭座舱盖,他一下子(yīxiàzi)全无(quánwú)杂念。点火、滑出、加速、拉杆,飞机腾空而起,雷强操纵战机,有条不紊地做着各种试验动作。

按计划完成绕场三圈的飞行(fēixíng)后(hòu),雷强又主动(zhǔdòng)请缨再飞了一圈。17分钟后,战机一个灵巧的下滑,稳稳地落在跑道上。下了飞机,他抱住宋文骢说:“宋总,这才叫真正的飞机啊!”

首飞归来,雷强泪洒机场。

一次划时代的(de)首飞圆满地划上了句号(jùhào)。回忆起庆功宴,宋文骢的接班人(jiēbānrén)、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记得很清楚:“那时候‘老头儿’已经68岁了,但他很开心,喝了不少酒,一时兴起还唱了一段俄文(éwén)歌,高兴地对年轻人说,我出生于3月26日,歼10首飞成功是3月23日,以后,我的生日就是这天(zhètiān)了!”

首飞(shǒufēi)不易,定型更难。

国外所有的(de)(de)第三代战机试飞周期均占型号研制周期50%以上,有的竟达80%。苏27的原型机经过了10年的试飞之后把项目全局推翻(tuīfān),直至T10S才设计定型;美国的F16边飞边改,前后经历了30年时间(shíjiān);而歼10试飞周期仅占整个型号研制周期的30%。

歼10飞行的安全范围是(shì)多少?对空对地的攻击性能如何?复杂机动的能力又如何?必须有人,用自己高超的技术,试验出了(le)这些临界数据。用英雄试飞员李中华说过的一句话形容:试飞就像摸电门,如果(rúguǒ)说电量开小,不足以达到试飞的效果,而如果一不小心开大,甚至(shènzhì)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

从基本动作,到对飞行极限的挑战,歼10的试飞要闯过30多个科目,包括空中对接(duìjiē)、低空大表速、大攻(dàgōng)角、空中实弹靶试等高难动作,可以说是惊心动魄(jīngxīndòngpò)。

2002年8月23日,试飞员邹建国(jiànguó)与周殿学的双机编队刚刚起飞不久,就发现了机场尽头沙尘暴的迹象,两架歼10如同离弦(líxián)的箭返回机场,待最后一架(yījià)飞机落地时,机场已经被黄沙笼罩。

2003年11月24日,试飞员宫庆辉进行全载荷试飞时,飞机的左侧副翼失去控制,瞬间产生了接近60度(dù)的倾斜角,他驾驶(jiàshǐ)着已经操纵十分困难的战鹰,平稳(píngwěn)地飞回机场,着陆(zhuólù)之后,飞行服已经被汗水湿透。

2002年5月6日,试飞员李中华试飞转场特性时,通过一个仪表的不(bù)正常(zhèngcháng)读数判断出了(le)飞机的液压系统可能存在漏油,他果断放下起落架,就近选择着陆。事后证明,如果晚(wǎn)1分钟,飞机的起落架就放不下来了。

2003年8月23日,试飞员徐勇凌,利用新的方式实现了(le)空中加油(kōngzhōngjiāyóu)的对接。同时中国突破了鸭式布局飞机(fēijī)的空中加油难关,为歼10的正式列装扫清了障碍。

2003年12月25日(rì),实弹打靶,面对突然锁定(suǒdìng)的靶机,徐勇凌果断使用备用方案,发射导弹,击中目标。若(ruò)再晚几秒,靶机就会飞出空中走廊。

国外的三代机试飞中,无一例外都有摔飞机的惨痛经历。然而在歼10的试飞中,虽然飞机出现过故障,但(dàn)从没有一次事故(shìgù)导致机毁(jīhuǐ)人亡,堪称试飞史上的“零伤亡”奇迹。

这些奇迹背后,除了功勋试飞员艺高人胆大,还与歼10优良(yōuliáng)的人机界面相关(xiāngguān)。过去苏式研发体制(tǐzhì)毫不重视操作者的感受,导致人机工效恶名远扬。

宋文骢的研发团队吸取教训(xīqǔjiàoxùn),自始至终要求试飞员参与飞机设计,仅雷强(jǐnléiqiáng)就提出各种改进设计建议100多项。

比如驾驶(jiàshǐ)杆、油门杆,当初都是试飞员们用(yòng)橡皮泥捏出来的(de)。油门杆上的9个按钮(ànniǔ)应该怎么布置,怎么样才能既舒服,又能把几个手指都利用起来,这都是飞行员提出来的。再比如控制系统,雷强在试飞时发现拉杆时反馈的力量过大,就(jiù)要求设计人员逐渐往下减,直到合适。然后又让许多飞行员来试用,直到大家都认可。

试飞员直接参与飞机设计,不仅(bùjǐn)使新研制(yánzhì)的飞机更(gèng)便于操控,还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整体研制进度。像雷强这样的试飞员,被誉为半个总设计师。

2006年12月29日,新华社(xīnhuáshè)报道:“歼10将成建制装备部队,形成作战能力”。这(zhè)是歼10揭开了层层面纱,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。实际上,在此之前,歼10战斗机已经(yǐjīng)装备部队。

1999年,科索沃战争爆发,78天的战争,全由空军(kōngjūn)完成,且号称(hàochēng)零伤亡。现代战争再一次显现出对空军的倚重,中国空军的战略(zhànlüè)也从防守型,变为了“攻防兼备”。

形势所迫,歼10尚未设计定型,军委领导就决定(juédìng)先投入批量生产,交付(jiāofù)部队提前使用——这个决定,开创了我国战斗机研制的先河(xiānhé),也实现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跨越。

2003年3月,首批飞机交付部队,宋文骢深情讲道:“新歼到今年已经18岁了,终于可以参军了。”在座(zàizuò)的航空人无不动容,要知道歼10飞机是中国人的“争气(zhēngqì)机”,它(tā)在“银河号”受尽屈辱的航行中,它在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废墟里(lǐ),它在王伟惊天地泣鬼神的那一撞击上,把中国人、航空人的悲愤(bēifèn)和憋屈,化成了埋头苦干、励精图治(lìjīngtúzhì)。

傅前哨说(shuō),以歼10为代表,中国的航空工业与西方的差距不再是“望尘莫及”,而是“望其项背”了(le)。

在歼10研制过程中,还催生了我国第一个航空(hángkōng)电子系统研究室;我国第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数字式(shùzìshì)电传飞(fēi)控系统铁鸟试验台;国内第一个高度综合(zōnghé)化航电武器系统动态模拟综合试验台等多个航空科研设计机构。

宋文骢曾经这样评价歼10走过的(de)两个18年:前18年是我们努力论证研制,尝试手工制造,最终实现首飞的18年;后18年,是歼10不断试飞(shìfēi)突破,列装部队,成长的18年。然而,他却没能够(nénggòu)等到歼10的18岁生日,在孩子生日的前一天,悄然驾鹤(jiàhè)西去。

2018年2月9日,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(yǐnshēn)战机歼20,开始列装空军作战部队(bùduì),担负起守卫祖国空天的使命。

其实,在歼(jiān)10首飞成功之后,宋文骢就将试飞组织工作交给了(le)杨伟,自己(zìjǐ)则继续带领气动设计小组,开始了下一代战机气动设计的摸索。最终宋文骢提出了“小展弦比升力体鸭式布局”,通过机头涡、前边(qiánbiān)条涡、鸭翼涡、边条涡、主翼涡等诸多涡流的耦合,达到了空前的气动性能。而这个布局,也进而(jìnér)发展成了现在的歼20。

看着写字台(xiězìtái)前与恩师宋文骢的合影,歼20总设计师(shèjìshī)杨伟思绪万千,如果当初没有宋文骢那句“别走了”,他也许会(huì)出国留学,与中国的新一代战机失之交臂。

从歼10到歼20的研制,中国跨代的两型战机首飞时间仅相隔(xiānggé)15年,歼10研发(yánfā)培养出的团队,正展现(zhǎnxiàn)了强大的设计能力,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个服役隐身重型战机的国家。

如雷强所说,如果说设计飞机好比(hǎobǐ)小学生学写字。仿制歼(jiān)6、歼7就是学正楷,然后在设计歼7的时候就开始写行楷了;到研制歼10就有些许多地方开始自行探索发挥了,属于草书;再到4代机(dàijī),咱们(zánmen)就不用再受到字帖的限制,可以自成一体了。

本文(běnwén)原载于2018年9月4日《北京日报》

来源(láiyuán):《党史博采》微信公众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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